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

經濟觀察網 記者 溫淑萍 3月4日，2019“聲音責任”醫藥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座談會上，康恩貝集團董事長胡季強稱，目前中醫藥的發展存在諸多問題，其中包括因為控費使得部分重要產品難以進入醫院銷售，中醫藥評價體系遲遲未出臺，以及中醫藥“西化”使得中醫藥研發陷入困境……

近年來，黨和國家從法律法規上給中醫藥事業保駕護航，從戰略規劃高度給予中醫藥事業關懷和期望，已經形成了“一法一綱二規劃”的相對完善的體系。中醫藥事業有了法規制度的保障，有了宏偉的規劃藍圖，理應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健康發展階段。但由于種種原因，近年來中醫藥在醫療醫藥衛生改革、在百姓看病就醫選擇等方面卻受到諸多不公平、不合理的待遇，整個產業鏈包括種植、加工、制造、準入、臨床使用等方面都呈現了不同程度的危機。

胡季強認為，這些困難和危機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，首先是中藥在臨床治療領域的地位下降，中藥行業遭遇斷崖式下跌。具體情況為，醫療機構控制醫療費用無可厚非，但如何控費、醫療機構往往取采取簡單粗暴的辦法，動輒在中藥上下刀。中成藥在進院、臨床使用、藥占比考核中受到諸多限制，如有的醫院在備案采購藥品目錄中明確規定“中藥制劑不予受理”，許多醫院明確要求醫生限制使用中藥。多地衛健部門、醫療機構將中成藥特別是中藥注射劑作為“輔助用藥”加以“重點監控”，導致中成藥在醫療機構的使用金額和占比均大幅下降。

據昆泰艾美仕的公開數據，2017年二級以上醫療機構的中藥處方值下降了7%，而同期進口及外資企業的藥品卻上升了9%；中康資訊的公開數據顯示，在等級醫院（二級以上），中成藥占比從2014年的19.1%下降到了2018年的16.8%；工信部數據顯示，2017、2018兩年時間中成藥主營業務收入累計下跌高達37.7%，中成藥工業主營業務收入占醫藥工業占比也逐年下滑，比重從2013年的23.63%下滑到2017年的19.23%，2018年1-9月已下降到18% ，這與《中醫藥發展戰略規劃綱要》中提出的“在2020年中藥產業占醫藥行業產業的比重達到30%”的目標越來越遠。

胡季強認為，其次，中藥評價體系、注冊審評制度不符合中醫藥理論體系，成為中藥創新和科技進步的羈絆。《中醫藥法》中明確提出“建立和完善符合中醫藥特點的科學技術創新體系、評價體系和管理體制，推動中醫藥科學技術進步與創新”，但是，《中醫藥法》頒布兩年來，業界期盼的相關的評價體系未及時出臺，而且隨著我國的藥品審評制度逐漸向國際標準并軌，與中醫藥理論和發展規律漸行漸遠，審評標準的“西化”把中藥新藥上市和創新擋在門外，中醫藥的研發陷入困境。

根據國家藥監部門發布的藥品審評報告，2012年至2017年，批準上市的中藥分別為37、27、11、61、2、2個，而同期批準上市的化藥（含生物藥）分別是588、389、486、290、204、492個，六年批準上市化藥（生物藥）數量為2449個，而同期批準上市的中藥僅為140個，占批準總數的5.4%，其中中藥新藥僅有57個，不僅數量占比極低，而且呈持續遞減趨勢。2018年批準新藥50個，僅有一個中藥（六類新藥），審評報告數據讓中藥界的從業人員無地自容。

中藥產業鏈長且復雜，監管要橫跨農業農村部、自然資源部、林業草原局、商務部、工信部、藥監局、市場監管局、中醫藥局、衛健委、醫保局等多個政府職能部門，于是便形成了政出多門的碎片化的監管。對此，胡季強認為，一項部門政策的出臺只是考慮局部發展、局部管理，整個產業無序、劣幣驅逐良幣的狀況始終沒有良方來解決，處于中成藥的產業鏈上的企業同樣疲于應對。

在中藥產業領域來說，藥材、飲片監管，一直是中成藥全產業鏈上監管的難點和薄弱環節。農戶種植分散、缺乏標準規范，缺乏長遠規劃。中成藥不同于化學藥，其藥材的來源不同，產品的質量安全療效就有可能不同。部分大企業從保證原料來源出發，開展集約化種植，但也只能解決部分自用藥材。然而好藥材生產出來的好藥品，在招標采購中絲毫不體現優質優價的政策，這就使得藥材的集約化、標準化、規范化種植缺少政策驅動，缺少了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。

同時，胡季強也認為，中醫院（科室）在醫療衛生體系中的比重及投入不足，中醫人才匱乏，診療水平明顯下降。

衛健委衛生統計信息顯示，國內醫療資源西醫醫院與中醫醫院兩者比例是6.8比1，西醫大夫與中醫大夫兩者比例是9.4比1，2017年全國醫療機構總診療人次達81.8億人次，其中中醫診療為10.2億次，僅12.47%。在眾多中醫醫院中，“望、聞、問、切”的傳統中醫診病模式已經被各種化驗、B超、CT等西醫檢測手段所取代。中醫人才的培養、名老中醫和學術流派傳承工作迫在眉睫。

胡季強認為，如上這些困難和危機，已經嚴重影響了中醫藥在醫療臨床治療中的價值地位，影響了中醫藥在百姓心中的認知與地位，影響了中醫藥的傳承和發展。

基于上述問題，胡季強建議，在國務院層面建立協調機制，在“一法一綱二規劃”的大框架下，提出“中醫藥傳承發展頂層設計”，合理調配涉及中醫藥全產業鏈管理的部門職能，最大限度減少“九龍治水”帶來的監管空檔和低效，提高監管的協調性和科學性。

同時，督促國家中醫藥局履行主管中醫藥工作的法定職責，依照《中醫藥法》給予其開展相關工作的充分授權，必要時可成立“國務院中醫藥發展領導小組”；督促衛健委、中醫藥局真正落實“中西醫并重”的國家大政，充分認識中醫藥的臨床價值，推進中醫藥臨床路徑制定工作，加強合理用藥管理，嚴厲糾正粗暴對待中藥的做法；督促市場監管局牽頭，協調農業農村部、商務部、自然資源部、工信部、林業和草原局、藥監局、中醫藥局、衛健委等部門開展“中藥材生產流通使用整頓”工作，形成長效機制，切實從源頭上保障中藥的質量安全和療效。